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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同学盛从南京来,据说我在小城混得人模狗样的,在回宁波时特意改乘火车,非得来小城看我。
盛是前些日子同学会中为数不多缺席的人,听说集会期间正好出差德国。同学会那天,还整了个越洋电话,说什么歉意并祝贺。搞得他自己活象个大人物,犹如老谋子。
我是临晚饭时接到他的电话,说马上到小城。这家伙依然顽性难改,总会给你弄个惊奇。匆匆的赶去接站,还是迟了点。等旅客都快散尽,疑惑之间欲去电时,转角那头突现盛飘摇的样子。
一身休闲,嘴角仍保持那种坏坏的笑,走起路来不紧不慢。 “握手还是拥抱?”盛见我的第一句话。 “先握手,后拥抱。”我也学盛样,咧着嘴角坏坏的笑。
老外婆家的招牌菜稻草烤鸭上来时,盛瞪着我的眼睛。 “就你我二人?” 我肯定的点头。 “大老远的专程来看你,就不给我,给你自己整个女同志或者知音什么的?” “是路过。”我纠正他专程的用词,并给他坚定的点头:“没有”。 盛把半杯红酒的高脚玻璃杯旋转着,在我眼前摇来晃去,口中念叨。 “失败,太失败了!”。
小城的夜灯贼亮也罢,非要摇曳着许些粉红,极其的诱惑着人们的神经,特别是被酒精刺激着的男人们。 老外婆家门口的大红灯笼下,我叼着烟问盛。 “高雅的还是通俗的?”。
洗脚的小妹,她说是汶川人。盛不信,我也不信。 小妹急了,从牛仔裤袋里掏出崭新的身份证。盛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,并对着灯光照,宛如尽职的民警同志。 “防违标志是真的,但年龄不符。”盛一脸严肃。 身份证显示生于九零,现年十九岁。但仔细看她,怎么看都还是个娃。纯朴和本真依然留在脸上,岁月根本没有污染她少女的青涩。 “上帝,救救她吧!”盛用土语对我说。
小妹终于承认,自己刚满十六,地震时正在读初三,后就再没去上学。那场地震,她的父亲死了,母亲死了,读小学五年级的弟弟死了,剩下的只有她和快七十的爷爷。 “政府不是有帮助吗?”我还是不解。 “我不想被人施舍着过日子,我要凭自己养活爷爷,并要活得尊严。”小妹把尊严二字说得很轻但很有力量。 施舍?尊严?! 我无法体会小妹心中的那份伤痛和感受,但泡着中药的脚,分明的颤抖了一下。
“一年读书的费用需要多少钱?”盛问。 “就几百元吧。” 这是夜餐时老外婆家一瓶轩尼诗红酒的价钱! 最后的十五分钟,盛不说话,拼命的吸着中华烟;我也不说话,我把中华烟向上吐了几十个圈圈。
临走时,盛给了小妹一张光鲜的名片。 “如果你想回去上学,九月一日前,随时给我来电话。” 这是我唯一一次没在盛的脸上看到那种标志性坏坏的笑,一本正经。 |